论刘少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长沙市社科院副院长 王锡财
2018年09月10日 14:59  浏览字号:【    】     打印本页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运用和发展方面也有过重大建树。刘少奇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刘少奇总是自觉地、自然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将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应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之中,为党和民族、国家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善于总结、提炼和深化,形成了他闪烁着传统文化智慧的理论特色,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刘少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刻苦钻研优秀传统文化为精忠报国奠定思想基础

  李方祥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知识结构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对传统文化表现出兴趣和爱好则成为这一群体的通性”。①

  刘少奇正是这样,他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综合各方面的研究,刘少奇的传统文化素养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严谨的教育和自己的刻苦钻研,二是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三是宗族家风和乡贤文化的浸润。

  (一)严谨的教育,加自觉刻苦钻研,自幼立志报国酬民

  严谨的私塾教育。根据《刘少奇年谱》、《青年刘少奇》等权威史料记载、考证,刘少奇从8岁(1906年)开始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先是到离家不远的柘木冲朱赞庭家里读私塾,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经典。一年之后,刘少奇到离家稍远的朱家祠堂念私塾,学习《大学》、《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这些儒学经典。1909年,刘少奇到离家约7里路的洪家大屋上私塾,教授他的杨毓群老师国学根底深厚,而且具有维新思想意识。洪家大屋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藏书甚多,刘少奇在这里学习和阅读了《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传统经典,还接触了《今古传奇》、《世说新语》、《西游记》等新书,并且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等一些新知识。除了在私塾学到的知识外,刘少奇课后也酷爱读书,他不但勤于获取新知识,而且善于动脑子思考新问题。邻里乡亲都知道他喜欢读书,给他取了一个“刘九书柜”的雅号。

  扎实的中学学习。刘少奇在当地读过六、七年私塾,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基础。之后到宁乡、长沙等地学习中学阶段的课程,期间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小说传奇均有涉猎,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东莱博义》、《唐诗三百首》等文学名著;期间还系统研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和《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两部古书。在宁乡县城玉潭学校时,他的国学基础是班上最好的,作文言简意明、语言流畅、叙事精辟、说理透彻,能够灵活运用典故,并且针对时事和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或者贴在墙报上展示。期间所作的一首励志小诗:“小树两边栽,浓荫绿上阶。他年成大树,必是栋梁材。”与毛泽东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刘少奇立志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在驻省宁乡中学学习期间,他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不但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还认真研读了中国几千年的兴衰历史。他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冷静的观察、分析和思索晚清政府衰败的原因,苦思冥想怎样救国家于危难?怎样做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炎黄子孙?②

  恒久的自觉钻研。青少年时期的系统性学习激发了刘少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在其以后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得以延续,长期坚持自觉学习钻研。如,1942年,刘少奇奉调从苏北回延安工作,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跋涉万里,越过日伪103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滨海、沙区、太岳区的三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就是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他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比较系统地学了一遍。③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中南海办公室的书架上,除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立志敢为人先。

  考察历史可知,伟人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与其时代背景、文化底蕴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湖南地处华夏腹地,八百里洞庭之南,是长江文明的发源之地,号称神农故里、屈贾之乡。三湘四水孕育了千古流芳的湖湘文化。周敦颐、王船山、朱熹、张栻、魏源、左宗棠、何绍基、黄兴、蔡锷等英才辈出、群星闪耀。湖南地区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积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物产,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推动着社会历史发展。毛泽东、刘少奇等成长为我们党的第一代伟人,与湖湘文化是熏陶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湖湘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意识,“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所体现的救国救民情怀,尤其是重视“经世务实”的实践取向,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合为一流,孕育出一大批对近代中国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从经世派最早的人物魏源,到主张举办洋务的曾国藩、郭嵩焘、胡林翼、左宗棠,呼吁以维新变革救中国于危机的谭嗣同、唐才常,直至开创与捍卫民国的黄兴、蔡锷等人,都是在近代经世致用学风取向发展演变中出现的杰出人物,都给刘少奇以极大的影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和长沙精神如雨露般滋养着刘少奇,这也是他后来走上救国救民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重要原因。

  刘少奇自身就是湖湘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代表,湖湘文化中的经世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精神品格和扬善除恶的凛然正气,都对刘少奇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自年轻时就树立起强国富民的坚定信念。

  (三)宗族家风和乡贤文化的浸润,养成稳重性格

  湖南是典型的鱼米之乡,素以农耕为主。刘少奇的家族也是耕读传家、以农为业。据《南塘刘氏族谱》对刘少奇这一宗族的记叙:“虽不甚显,而族之人俱老成持重、耕读传家,汉书所谓孝第力田,管子所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这表明,刘少奇宗族深受农耕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族风。如其家训即列有10条:敬祖宗、孝父母、友兄弟、正家室、睦族党、务本业、崇节俭、戒忿争、择交友、训子弟。务本业、崇节俭就是农耕文化的重要标识。刘少奇1961年4月在长沙县天华大队蹲点调查时提出的关于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刘氏族人优良传统为参照的。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既会农活,又善处事,受过私塾教育,能写会算,公道正派,在当地人眼里是一位读书明理的“能干人”。他给刘少奇少时取的学名是“刘渭璜”,为“周文王钓璜于渭水”之意,可见他是相当有学问的。刘少奇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节俭、友善、稳重且家教严格的家庭中,使他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不怕艰难的本色和深沉、稳重的性格。

  宁乡是早期楚文化集散地,因为“四羊方尊”、“人面纹鼎”和“大铜铙”的出土,被誉为“南中国的青铜器之乡”。乡贤文化也相当发达。如前面提到的洪家大屋。年少的刘少奇还经常到私塾同学周祖三家看书。周家当时属于文人家庭,藏书甚丰。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一个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留学日本,加入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刘少奇在周家不仅阅读到各种古籍经典,还看到了一些宣传进步思想的书籍。在周家,他开始知道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人物。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刘少奇觉得很新鲜;梁启超宣传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清政府的腐败,也使刘少奇深受启发。他十分佩服谭嗣同,认为做人应该做谭嗣同那样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刘少奇整个知识结构的根基。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自觉地和不自觉地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创建他的军事理论、党建理论、统战理论……,为他在了解与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二、务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救亡图存创造丰功伟绩

  刘少奇出生于1898年,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资产阶级维新变革艰难进行的时候,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成为学生时代的刘少奇苦苦思索的重大问题。1915年,在玉潭学校学习的刘少奇,就立志要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并将自己的学名刘渭璜改为“刘卫黄”(“刘少奇”则是他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开始使用的),表达要坚决保卫炎黄子孙的志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更是为救亡图存而全力以赴。他除了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地冲锋陷阵创造丰功伟绩以外,还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独特的思想理论。

  (一)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对军事理论的探索与实践

  刘少奇是我党杰出的军事家。他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新四军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善于将《孙子兵法》、《鬼谷子》、《三十六计》以及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理论运用于实践。考察刘少奇在华北、华中的经历和东北根据地的开创,体现了他深谋远虑的超凡判断力、运筹帷幄的战略进攻性、纵横捭阖的统筹用兵法。

  一是统揽大局的战略观。《孙子兵法》认为“道”是战争制胜的首要因素。“道”是什么?在刘少奇看来,就是正义的立场、开明的政治、人心的向背。所以在实践中,刘少奇总是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我方的战略形势。

  二是放眼全局的整体观。《孙子兵法》强调加强战争准备,“以虞待不虞”。震惊中外的“竹沟事变”爆发时,正是由于刘少奇深邃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和未雨绸缪的准备,提前进行了部署,当敌人突袭时,我中原局主力已分三批撤离了竹沟,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

  三是抓大放小的取舍观。传统兵法理论认为,要获得胜利,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指导的最高境界,在战术上要知己知彼,善于营造胜已败敌的实力和条件,把握制胜的规律。刘少奇指挥的半塔集、郭村、黄桥等战役,都是他综合运用优秀传统兵法的成功战例。

  刘少奇不仅善于传统兵法于实践,使他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都有重大的军事贡献,尤其在在新四军的创建、指挥和抢占东北的决策上,凸显了他运用传统兵法精华于现代战争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勤于思考,善于在理论上总结提升,他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前途、条件和各种政策,是我们党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他的军事思想,在我军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党军队建设史上的宝贵财富。④

  (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对党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刘少奇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认为“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⑤ 抗日战争时期,他独树一帜地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理论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党建四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具有以文化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魅力,成为利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熏陶人、塑造人、鼓舞人的光辉典范,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安定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其思想光芒四射,彰显了理论武装的精神力量。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决了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是加强自身修养、发挥带头作用的教科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成于1939年3月,先后在豫西特委党训班、竹沟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延安马列学院作演讲;1940年公开发表,随后出版单行本。书中所引用的“吾日三省吾身”,“人皆可以为尧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从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到宋代良臣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在赋予时代新的涵义之后,都可以作为我们修养的准则或追求的境界。今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依然闪烁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光辉。

  刘少奇的“党建四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学习刘少奇“党建四论”,弘扬刘少奇的精神风范,对于新常态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智慧提高治国理政能力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刘少奇抗战精神的影响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罗雄在《学习和弘扬刘少奇同志的抗战精神》一文中指出:刘少奇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且提炼出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五种精神”:一是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二是理论武装的人文精神,三是海纳百川的团结精神,四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精神,五是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⑥ 这“五种精神”的概括自然是很准确的,从中可以看出优秀传统文化对刘少奇这“五种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凝聚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形成了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这种为国忘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早已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血脉之中。刘少奇受这种传统的影响是深刻的,从小就敬慕故事中的爱国英雄人物,嫉恶如仇。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在玉潭学校读书的刘少奇刺破自己的手指,悲愤的写下了“誓雪国耻”、“勿忘国耻”的血书。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他总是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服从组织决定、听从组织安排、担当历史重任,出色地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并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独挡一面开创新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刘少奇以无我无家、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慨投身于抗日战争,献身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皖南事变”后兼任新四军政委,沉着稳妥处理军事危机,及时提出“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暂缓进攻”的策略被中央采纳,奉命重建新四军并担任政委。重建后的新四军官兵继承和发扬了新四军敢打敢拼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千军万马再展雄风、驰骋疆场、威震华夏,打得日本侵略者抱头鼠窜。他们的铁军精神,是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感天动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万众一心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学习和弘扬刘少奇同志的抗战精神,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梦想进行伟大探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党的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发展与升华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变更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刘少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对“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执政规律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共产党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这也正是刘少奇一生的信守。他说“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句朴素的语言深刻诠释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亲民爱民是刘少奇民本思想的重要特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亲民爱民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以后的和平日子里,刘少奇始终把亲民爱民摆在治国理政的首位。亲民,就是要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爱民,就是要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忧群众之所忧,解群众之所难,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在湖南调查期间,刘少奇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调处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几件过左的案子,还事实以真象,充分体现了他的亲民爱民之心。

  为民富民是刘少奇民本思想的显著特点。为民富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刘少奇针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病,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恢复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措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湖南农村44天的调查过程中,对农民兴家立业提出了“十个一”的设想。即: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柴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一片好风景林。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关于对百姓要“富之、教之”的民本思想对刘少奇的影响。“十个一”是刘少奇民生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生思想的一个典型范例。进入新时代,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

  (二)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水平和能力,是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用心思考的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事实上,刘少奇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内容是很丰富的,在党的建设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这里仅从他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角度稍作分析。

  刘少奇特别重视党的学习,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干部需要有更高的理论、政治和知识水平。他说:“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们学习得愈多,就会领导得愈好。”⑧ 这与传统文化重教化(董仲舒说“教,政之本也”)、强调“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高度契合的。刘少奇自己就是从不放松读书学习的典范。1951年11月他去杭州休假期间,把范文澜的几大本《中国通史简编》从头至尾研读了一遍。在前去休假途中,他还参观了曲阜的孔庙、孔林等古迹。⑨

  刘少奇要求党的干部,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决不能脱离群众。“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都不要脱离工农基本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⑩ 他认为,党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党员和干部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地联系和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传统文化中“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升华。他强调:“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⑾

  刘少奇强调执政党一定要搞好党风建设,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干部,加强监督,坚决惩治腐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刘少奇认为,党要以政治眼光、战略思想和原则精神管理好自己的干部。干部中党性不强的,思想有毛病的,组织性不好的,作风不正派的,要加强教育和整治。“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⑿ 此外,还要求尽快制定监督制度,干部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主张,领导人员的权力要有一定的限制,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能做的事情有多大的权力,都要有个规定。

  (三)创新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建国之后,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刘少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智慧,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改革创新精神,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试办“托拉斯”,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刘少奇深具科学的理论思维和开阔的经济视野,结合当时的国情和传统文化素养,不但科学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还在理论和实践中推动了试办托拉斯、下放企业自主权等经济举措,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照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出现了“多条分割”、“自成体系”的状况。为此,刘少奇主张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出组织托拉斯(大企业集团)、改革生产管理体制等设想。试办托拉斯是刘少奇为改革国家工业管理体制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其实质就是建立现代工业组织形式。由于刘少奇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从1963年起我国试办了23家托拉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文革”爆发后,试办托拉斯的工作被迫中断。

  主持制订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安天下”。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刘少奇孜孜不倦的政治追求。他主持制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道路上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1953年,中央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刘少奇连续主持召开5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对宪法草案初稿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期间还亲自对宪法草案进行修改。权威史料表明,刘少奇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过3次修改,加写和改写44处,涉及条文22条。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是一部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成功宪法。它所确立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民主原则,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原则,“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等,奠定了法治之路的基石。

  用创新思维改革和加强社会管理。刘少奇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加强社会管理,把实现好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这里仅举两例:一是对分配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探索。根据我国实行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提出建立按劳分配与部分配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同时创造性提出采用固定用工与合同用工相结合的两种劳动制度。二是对经营制度与住房制度的改革探索。农村经营体制对于农民生计问题意义重大。刘少奇提出农村应当放开对个体经营的管制,采取三自一包的制度,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刘少奇还是最早探索住房制度改革的领导人。1957年3月,提出要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打破国家包揽的局面。并提出了除单位提供住房外,鼓励民办公助自建住房的具体设想。刘少奇当年的住房改革思想对今天仍有很大启示。

  注释:

  ① 李方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② ④ 参见罗雄《讲述刘少奇》,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③ 参见刘宝东:《刘少奇的学习精神与读书方法》,《党建》2010年第6期。

  ⑤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第330页。

  ⑥ 罗雄《学习和弘扬刘少奇同志的抗战精神》,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⑦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2012年11月29日)

  ⑧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3页。

  ⑨ 参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649页。

  ⑩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⑾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6页。

  ⑿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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